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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理论贡献，在实践中也是率先垂范，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的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格外的重视三大作风的发扬和传承，使之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1945年4月24日，召开七大会议，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他从中国24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三大作风是中国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工作中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勤于学习、知行合一；心系人民、廉洁奉公，（习在纪念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处处体现出党的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建设者、坚守者的初心和品格。
上个世纪30年代，在残酷的战争与革命的岁月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著名演讲《论员的修养》。他着重阐明，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在《论员的修养》中，认为：我们员修养的方法，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他强调的一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明确批评有一种人，不是通过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指导实践，而只是满足于背诵个别原理，好给自己贴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标签。同时，他赞扬另一种人，他们不以背诵马列原理为满足，而是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去指导革命斗争，进行理论研究和处理问题。
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于1941年7月在给宋亮(即孙冶方)的复信中，做了重点阐释。这封信详细分析了党内在理论学习上的情况，指出党员在理论学习和思想认识上需要纠正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有些党员持有这样一种意见，即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这些人把埋头读书的党员称作“学院派”，持不认可的态度，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他们都以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批评道：“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所谓“学院派”是指那些不能将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的派别，那才是应该反对的；任何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要经过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也都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指出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这两种现象都不能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前者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后者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鉴于当时党内前者占上风的真实的情况，在信中重点强调：“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在有关理论联系实际的阐释中，说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等深刻的话语，这在八十多年前的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实为难能可贵，也让我们不难发现到：我党很早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1948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干部会议上，论述了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成长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的历史前进。
◆1950年9月，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理论水平。
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和解决革命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目标和精髓。他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认为：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建国后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就是在秘密访苏期间提出、并亲自主持筹建的。他积极筹建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尽快培养一大批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新中国建设与管理的干部，向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领域输送建设性人才。
习指出，“善于向书本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更善于把这两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用来指导实践发展。”是勤于学习、知行合一的光辉榜样。
在党的三大作风中，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入传导与贡献，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处理好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而群众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就是信任人民群众。在1937年5月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阐释了如何建立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认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然而，不能直接要求群众服从、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只有我们的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专门讲了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阐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主张。在报告中引述了所言：“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内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都是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信任群众的问题，是的根本观点问题。”可见，他把信任人民群众看作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核心内涵。
第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倡导要牢固地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对人民最大利益有利的事，我们就办；对人民最大利益不利的事，我们就不办。“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1961年4月至5月中旬，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44天的农村调查，广泛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心系百姓冷暖。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运动所导致的“浮夸风”“共产风”，使得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国家主席平日里在工作中，就常常去各省市进行视察，此时更是连续走访基层44天，带领调查组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开展调查研究。在湖南乡村，一路调查，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与上百人个别长谈，走街串户，进一步探索百姓生活情况，诸如公共食堂、分配、粮食、住房等问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恳请农民们讲真话，说实情：“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在听取宁乡花明楼公社汇报时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他直面问题、处理问题，把基层最真实的情况及时反映给党中央。1961年5月31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他明确讲，国家经济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夫人王光美后来在回忆这段历程时说：“这集中体现出少奇实事求是的大无畏精神，与群众相濡以沫的优秀作风，以及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第四，反对官僚主义，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因为这种作风干扰和破坏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有些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新中国政权成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特别警醒道：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生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作为国家主席，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此，他对有些地方干部与群众之间分配不公的现象很看重，认为要合理解决分配问题，必须认识到领导机关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危害性。他指出：某些地方干部与民争利，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是不是萌发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在他看来，国家机关的领导者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现在却有人把自己当老爷了。“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强调一切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一点特权。生前还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请客、不迎送。他对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这番话体现出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尚品格，以及一生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本色。
爱民、亲民，是人民的国家主席。习赞扬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心系人民、廉洁奉公的光辉榜样。无论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还是在身居高位的和平时期，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坚定与执着，始终不改为百姓谋幸福的初心。
回忆为国富民强拼命工作、置个人冷暖于不顾的奋斗精神，总会想到他以谦逊的风格、诚恳的姿态，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胸怀，以最大的革命勇敢，一次次践行党的优良作风——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
反复讲，要实事求是，“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当他发现国内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使百姓生活困苦时，痛心地讲：“是错误，必须改正……这几年，我们实在做了些蠢事，人家不骂，我们自己应该骂……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有错误，就承认，就改。”他当年在湖南宁乡调查时，多次向群众道歉。他诚恳地对农民讲：“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他一再说：我回来晚了，对社员不起。乡亲们被国家主席的诚意深深打动。表示：下面出现了问题，上面不晓得，为啥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要改正错误，就要了解真实情况，我求求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有老乡激动地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
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撰写《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基础上发表讲话，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他讲道：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那里发生很大困难，农民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指出：“过去我们大家常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以最大的革命勇敢，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大会上表示：我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我负主要责任。他对中央的问题、对指导思想上的问题进行严厉的批评：这几年我们的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他毫不遮掩地说：出现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
发现问题、承认错误，还必须查找原因，即为何会出现这些错误？认为：一种原因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不少领导不够谦虚谨慎，骄傲自满，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报告和讲话中，他揭露和剖析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指出近年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损失，不掩盖，不推诿，直面问题，处理问题，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在主持起草这个决定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捍卫党的纯洁性、维护党的生命的利器；视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群众的保障。他襟怀坦荡，严以律己，对党一片丹心。他说：“我们一定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推动国家机关的工作，不断地改正缺点和错误，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使国家机关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可见，他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践行我党群众路线的关键环节。“假如没有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不能够达到和保持人民的政治一致性。”而干部中如果出现压制批评的声音，认为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压制批评，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是犯法的行为。因此，要以巩固和加强党的战斗力为初衷，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干部政治生活上的原则性，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公开讲：“人没有一点私心，没有做过‘亏心事’，是老老实实犯错，就老老实实改错……挂上墙、刻上碑，告诸往、知来者，错误缺点、自己公开；每次会议，吸取这次的教训！无私无畏，人民监督。”其目的，就为了子孙后代，不要重犯错误、重蹈覆辙。
党的三大作风集中反映出工作作风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反映出我党倡导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忠诚、一心为民。习说：“我们学习，就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能够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胸襟坦荡，“倾泻向人怀抱尽，忠诚为国始终忧”。他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在工作中为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了积极探索，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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